胡适: "文雅"的斗士

007boy 2021-06-06 407 抢沙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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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导语: 1962年，胡适于台逝世，死讯便如掷石于幽潭，瞬间激起涟漪波荡。出殡路上，家家燃香、户户路祭。正在打牌的梁实秋接到讣告时怔愣许久，接受采访时仅说了八字：“如可赎兮...

导语:

1962年，胡适于台逝世，死讯便如掷石于幽潭，瞬间激起涟漪波荡。出殡路上，家家燃香、户户路祭。正在打牌的梁实秋接到讣告时怔愣许久，接受采访时仅说了八字：“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。”

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，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”，变革时代里璀璨明星的陨落让无数人缅怀与痛惜。我们曾沉醉于他儒雅的风度，感动于“醉过方知酒浓，爱过方知情重”，清醒于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，最难忘他作为时代先锋写下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

民国时代总令人心向往之。现在不如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位民国大学者的翩翩风度吧。

①君子之德，莫美与恕。

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梁实秋曾评价胡适说：“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。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。他对待年轻人、属下、仆人，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。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，他也不失其常。”

曾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他主张废除被尊奉为典雅的文言，而提倡粗野的大白话，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，回击却总是和风细雨，平心静气，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。

“五四”后，他与曾经的同道中人分道扬镳，各自走进不同的营垒。胡适温良，服膺杜威的“实验主义”，主张走改良之路；鲁迅刚烈，受尼采“超人哲学”的影响，从而主张走激进革命道路。

不认同胡适的“妥协”，鲁迅愤激似火，在多篇文章中对胡适极尽挖苦、讽刺与谩骂，而胡适大多时候则对此一笑了之，从不与鲁迅公开应战，而始终保持敬重，肯定鲁迅的贡献与成就。

1936年，鲁迅逝世，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长信大肆批评鲁迅，称其为“刻毒残酷的刀笔吏，阴险无比、人格卑污无比的小人”。胡适则回信指责苏，并极力为鲁迅进行辩护，“凡论一人，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，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。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，如他的小说史研究，皆是上等工作。”

他曾说：“容忍，比自由还重要。”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，没有容忍，则无自由。胡适身体力行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，他说：“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。”

无论是对待持不同学术态度的“异己”，还是对待持不同政治态度的“友朋”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“和而不同”的君子之风。

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，终其一生，胡适都坚持着与自由主义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，胡适先生在《我的母亲》一文里感慨道：“我渐渐明白，世间最可厌恶的事，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；世间最下流的事，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。这比打骂更难受。”

他从未被那个黑暗时代所激怒，在激怒中毒化；却也没有沦陷于退隐避世的文人情怀。他没有走向此二极中的任何一端，这个温和的人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立场、批判着那个黑暗的时代，不过火、不油滑、不妥协、不世故。以平和的态度在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一辈子，当得起一句“谦谦君子，如玉如兰”。

适应于: 宽以待人、宽容与尊重、自我修养。

“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，容忍，一种和思想及行为与众不同者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。容忍是自由的前提，托起由自由绽放而出的斑斓世界；容忍是一种风度翩翩，甚似芝兰香草，空谷幽香。

胡适曾说“容忍，比自由更重要”，故终其一生始终温厚待人。唐德刚评价其“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”，梁实秋说“温而厉”是对他最好的形容，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曾是无数人的口头禅。面对论敌的辱骂，淡然处之；与各奔“左右”的旧友交往，尊重为先。翩翩君子，气度如兰，思之可追。

②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

晚年胡适在台湾的政论刊物《自由中国》上以宋代士大夫范仲淹等为例，来探讨传统中国士人争言论自由的精神谱系，而该文末尾两段话则是其知识分子风骨最有力的写照：“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，言论的自由、谏诤的自由，是一种‘自天’的责任，所以说，‘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’”

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语出范仲淹《灵乌赋》，意近于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表示宁可大声告诉世人，即使因此被误解而死也不愿沉默偷生。一如范仲淹生性耿直，从不阿谀奉承，敢于直言指出时政利弊，而非一味歌功颂德、鼓吹升平，即使遭遇贬谪与杀身之祸亦无怨无悔。

这样的选择实则出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，“忧于未形，恐于未炽”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内心担负责任与使命感，心有建树则发而为言，而非纳垢藏污，缄默容忍。即使如乌鸦那般以嘶哑之声报凶讯而“招唾骂于里闾”，也要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。

走向现代，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，胡适先生这一代学人，仍属于较为正统的知识分子，内心尚有修齐治平的传统积淀，彼时国家不上轨道，政治黑暗，社会混乱，正直的学人以声音或文字为利器，直指黑暗深渊，所向披靡。

因学养、兴味及信仰不同，各自取径不同，彼时的文人或摇旗呐喊走上街头进行暴烈革命，或沉浸学术端坐书斋主张温和改良。而温和又有坚定信仰的胡适先生选择走亦学亦政的人生道路，天生对政治具有特别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致，先生曾言：“哲学是我的职业，文学是我的娱乐，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”。他选择做统治者的“诤友”，坚持自由民主的立场，期盼更加公平、更有正义的社会，也因此更勇于谏诤。

《新月》时期的胡适先生，先后写出《人权与约法》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》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等文，秉持自由理念，痛陈时弊，言辞激越，大气磅礴而酣畅淋漓。

身处政治风暴圈子里始终恪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，容忍的态度之下谨守为自由民主奋斗的底线，温和儒雅的外表下掩藏争取光明正义的铮铮铁骨。他一生为拓展言论自由空间，殚精竭虑，平生不降志，不辱身，不畏强权，不惧危险。

适用于: 知识分子、品格修养、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为何者？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；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；是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；是“忧于未形，恐于未炽”后选择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。

中国自古便有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的传统，文人学者以笔墨舌口为利剑，为国家社会的建设冲锋陷阵。胡适先生终其一生追求自由民主，倡导自由的言论之下是坚守底线，温文尔雅的风度之下是铁骨铮铮。

为追求言论自由殚精竭虑，他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不惧辱骂与艰险，在黑暗污浊的时代里始终坚持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无怪乎人们评价他为“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和学者”。